民国三十八年，圣心医院。年迈的西洋医生对着一张身体X光片指指点点，说着一连串普通人听不懂的术语。黑框眼镜也遮不住那同情遗憾的目光。“建议你对自己的生命负责，现在就拿掉胎儿出国治疗。否则，你很可能撑不到它出生，就一尸两命。”